决策参考

2012年第6期（总第 21期）

贵州民族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                2012年10月

   编者按：本期《决策参考》主题是：“媒体的声音”，选择了今年初以来，备受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发生在高校里热门事件和现象。主要分三个内容：一是针对大学整体发展的评价和思考；二中针对新时期大学校长的一些定位言论；三是针对高校都是行为师德的一些事件的评件。本期《决策参考》收集了《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新华电讯、《解放日报》等国内各家主流媒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论，角度不同、视野自是不同，兼听则明，本期各类言论观点仅供领导参考。

 

 

 

 

 

目  录

 

◆大学校园篇

● 南京大学校庆“序长不序爵”

● 一名教授对高校规划的冷思考

● 高校债务问题

 

◆大学校长篇

● 大学校长要不要做学问？

● 浙江大学校长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被人拍到用笔记本电脑玩牌。

 

◆大学教授篇

● 中南大学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22岁在校学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

● 教授抄袭本科论文

● 被北大解聘的学者邹恒甫微博指控北大

◆ 大学校园篇

 

大学的矜持，还需官场雅量的回应

 

南京大学已经为其110周年校庆选定了态度——矜持。在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界，这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品质。

　　几天前传出消息：“今年5月20日是南大110周年校庆。校方表示，接待嘉宾序长不序爵，只按年龄排前后，不以官位论大小。”一言激起涟漪。众人围观，表示怀疑者不在少数。很快有媒体证实：在南大校庆官方微博上能找到原话，“我校110周年校庆校友接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序长不序爵。‘长’指的是年龄、入校时间早晚，‘爵’指的是官位。”

　　目前的评论，多集中于嘉许南大的勇气，称赞这种行为体现了真正的大学精神。不乐观者，则多强调这种行为在当前国情下显得“出格”，会得罪不少人。有媒体采访到的一位南大处级干部坦率地指出，以官位排序已成人情常理，本校这种“违背纲常”的做法，虽是“创新”，却有很大风险。

　　我以为，此事的关键在于，与南大校庆有可能发生联系的有官位者、带官衔者，能不能集体表现出一种雅量，以回应这所大学努力希望保有的矜持。南大提前3个多月便释放出信号，或许本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官员们能否利用这个心理调适期，养成一种雅量？整个社会能否利用这个心理调适期，形成一种氛围，将对大学本质的共识向前推进一步？

　　有熟悉情况的高校宣传部长告诉媒体，学校里搞活动，给官员排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圆桌怎么坐、主席台怎么坐，都有约定俗成的讲究。假如学部委员、院士、厅长都来了，哪个排前面，就颇费思量。甚至，“这个排序搞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这样的现实面前，所谓雅量，大致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类。消极者，对学校的接待规格、座次排列等等不必太过上心，这方面的思虑，宜粗不宜细。积极者，不妨把学校头疼的难题接过来，如果自己位高而年龄稍小或辈分稍低，大可以主动提出降低接待规格、座次往后排列。须知，敬德尊贤可以获得口碑，礼贤下士足以传为美谈。

　　这种雅量和这分矜持，如果真的能够在一所大学的重要校庆日里相遇，中国教育幸甚。

　　矜持来自大学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珍视。大学需要表达出它的尊严，尤其是在行政权力面前。

　　雅量来自对大学作为知识机构的尊重。某种带有超越性的规训，对于行政权力其实是有益的，能帮助它合理地划定自己的边界。而大学无疑是这种超越性最理想的载体之一。

　　雅量还来自个体的自信。序长不序爵，这不是扔在您面前的白手套。不要恼怒，为什么不把大学的这种表态视为一种邀请呢？接受邀请，您大可以在校庆的舞台上充分展现风度与谦逊。

　　高校的“衙门化”长期遭人诟病。但一味指责官员的傲慢和大学的顺从，逻辑上太过简单粗暴。长期和广泛的问题，破解起来要有长久和深广的考量。所以也不要太过拔高南大110周年校庆之前的这番表态。首先，事情尚未发生，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其次，大学方面矜持的表态，固然已具备警醒人心的示范效应，但它只有在得到官场雅量的良性回应之后，才能完整地释放其意义。

　　南大110周年校庆办主任龚跃对外界表示：“我们要办的不是一个政治校庆。”这便是朴素的矜持。而对于有人提出的“南大这是不切实际”的质疑，这位主任的回应也是坦诚和得体的。龚跃说，其实南大提出的是一个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细节，可能某些细节方面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但在整体精神上，南大希望对每个人持有平等的态度，尽量淡化官本位色彩。

也就是说，南大的这场校庆，注定不可能是一个满足所有美好期待的空中楼阁。但是，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想不想、愿意不愿意、敢不敢公开向社会表达一种有尊严的立场，是另一回事。绝不要低估南大这番表态的价值。一所大学的矜持，我们毕竟久违了。

（作者：徐百柯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校庆如何“序”校友，折射“校品”

 

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体现了一所大学的自信和胸怀。

　　5月20日，南京大学将迎来110周年校庆。日前，南大校庆办官方微博称:校庆活动校友接待将坚持“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引来一片赞扬，同时也有人怀疑能否真正做到。对此，校庆办主任龚跃回应，我们要办的不是一个“政治校庆”。不以官衔大小、社会地位排序，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所有在南大学习生活过的校友，在南大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

　　对南京大学办校庆的这一原则，有人解读出了“去行政化”的努力，也有人看到了大学精神的回归。当然这都是有感而发，有迹可寻。但仅就一次校庆安排，就做出这样的推论，可能还为时过早，结果和效果如何，还尚待观察。

　　其实，校庆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一次校友回家、重温记忆的聚会，不是校友比拼身份、地位的场合。作为母校，就应该像母亲看待孩子一样，对每位校友平等相待，在组织活动时尽量照顾每位校友的感受，给予平等的参与机会。虽然出自同一所学校，但这些校友的后来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身份地位有高有低，但如果以校友的身份重返校园，还要被分为三六九等，处处提醒你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这样的母校就显得太势利了。

　　偏偏，这样势利的母校还并不少见。我们常见的校庆活动中，位高权重、财大气粗的校友最受重视，其形象在各种场合被突出展示，不遗余力进行宣传。如果是为了利用名人提升学校知名度，拉校友为母校捐款，这样做也还有情可原。但在面向全体校友的庆典和活动中，也都划分等级、区别对待，比如，给校友的礼物和纪念品分不同等级，用餐开会划分不同档次的坐席，就有点太伤校友的心了。

　　我想，南大校庆在校友接待中明确提出“序长不序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校友办主任也解释说，南大提出的是一个大的原则，可能某些细节方面，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但在整体精神上，南大希望对每个人持有平等的态度。在大学行政化尚未破除，还在讲究等级、讲究级别的大环境下，这种态度无疑值得赞赏。

　　更重要的是，参加校庆的校友该如何排序，还要看校庆是为谁办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比排场、比阔气，请一些“大人物”、明星撑门面，就难免要为排座次而费尽心机；如果是为校友服务，提供一次故地重游、畅叙友情、弘扬大学精神的机会，就大可不必拘泥于身份地位，只要安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即可。融入校友自己的节日氛围中，真正热爱南大的校友，不会因未被特别关照而感到不快，只会以母校的平等独立精神为荣。

　　不过，对待不同校友的态度，确实给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大学的独特角度。从中可以反映出一所大学是真正把学生当财富，还是对“官本位”奉为圭臬，是否保留了大学的自主精神和独立品格。

　　从这方面说，“序长不序爵”的原则首先由南京大学明确提出，并不令我意外。对于这所朴实厚重的百年老校，我一直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这种敬意，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大学中排名多么显赫、曝光率有多高，也不是它培养了多少高官和明星，而是因为它有很多学科已悄然排在全国前列，因为它低调务实、兼容并包的优良校风，更是因为它曾拥有郭廷以、程千帆、高华这样的学者和教授。

在大学日益世俗化，“官本位”仍有相当市场的当下，明确提出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体现了一所大学的自信和胸怀。人们有理由在大学去行政化、重建大学精神等方面，对它有更高期待。更期望这样的校庆能走进更多大学，这样的平等精神能在更多大学扎根。

（作者：丁永勋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定准位，校庆才不会为“排序”所累

 

南京大学提出校庆接待“序长不序爵”的消息近日引发媒体热议。

　　一个时期以来，校庆接待的人员排序，正成为让中国大学很纠结的问题。其实，类似“序长不序爵”的设想，此前许多大学在校庆规划中也曾提出过，只是兑现结果并不如人意。对此，南京大学在放出话题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这种设想只是一个大的原则，可能在某些细节方面，仍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

　　国内大学校庆之所以为“排序”所累，一方面是由于官本位大环境的影响，高校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高校对于官本位的妥协与迎合，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我国的高校可谓“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官文化”不仅浸透于学校管理，也蔓延至学生会等自治组织，按爵排序早已成其固有规则之一。

　　世界上许多高校在校庆时也难免有政要参加，同样会面临“排序”问题，为何人家对此不太纠结？笔者以为，除了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外，主要还在于人家对于校庆本身的精准定位。如果校庆以心灵交流、学术沟通为主题，官民之分、贵贱之别自然就会淡化；如果以官员活动为重点，“排序”自然就无法回避。

　　海德堡大学600周年校庆时，校庆主角被定位为教授和学生，做主题演讲者都是最有声望的教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虽出席了校庆，但只获得了5分钟发言时间，校长的发言时间也只有15分钟。而哈佛大学300周年庆典，更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卓著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其间，两周的学术交流是校庆主体，相对论、量子力学、核物理学、宇宙大爆炸等著名观点在学术交流中被重点提出。

　　原则上说，高校作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之地，包括校庆在内的所有活动当以文化学术为中心。可国内许多校庆活动，无论在定位还是内容安排上，都与真正的学术有一定距离。不少高校校庆活动广造舆论、炫耀政绩、比拼场面，再加上充斥活动中的形式主义与官样文章，让参加者特别是老校友感觉与某些官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报道，拥有900余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曾培养出47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几十位国家政要，却几乎没有举办过像样的校庆。虽然我国大学仅有百余年历史，校庆活动却风起云涌，隆重而热烈。据统计，仅去年前5个月，公布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就有42所。有评论认为，我国大学的校庆热与近年来大学合并、升格、改名、“建一流大学”、扩招等相伴而生，一些大学频繁搞校庆，除了因为花钱容易、财政支出由国家买单，主要还在于，校庆某种程度上已沦为一种编织关系网和争夺资源的手段，许多高校欲借此在吸引社会捐助、提升名望及生源竞争等方面获取更多机会。

（作者：刘道彩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大学还是本色一些好

 

南京大学将于今年5月迎来110周年校庆，校方表示，校庆期间接待校友将按照“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即接待校友不看官衔大小，而是以长幼排序。一句“序长不序爵”，让人心头荡漾起暖意，从中看到大学精神的回归。

　　大学为什么搞校庆？意义在于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办学历程中积淀下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加以展示和弘扬；在于为一届又一届校友、广大师生提供一个相聚和交流的平台，增进学校凝聚力；在于向社会展示多年来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就，提高学校声誉。而这些骄人成就和精神塑造，是由广大校友共同创造，由代代学子薪火相传。所以，校庆的“阳光”也应尽可能多地普照校友，而不是专门聚焦少数“精英校友”，人为地把他们与其他校友拉开距离。其实，对于不少“精英校友”来说，也希望通过参加校庆活动回味大学时代青涩而美好的岁月，但是众星捧月之下恐怕很难有此兴致。

　　有人说，“序长不序爵”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是因为其打破了大学的“常规”。眼下的“常规”是什么？一些大学在举办校庆典礼时，主席台上满满当当坐了四五排“显赫”人物，为了排座位校方工作人员可谓殚精竭虑；学校接待“精英校友”和“平民校友”的规格有很大差别，七八十岁的老校友拄着拐杖步行入校，而校友中的富商巨贾可以不顾校园道路拥挤驾着豪车长驱直入。此外，一些学校给校友的纪念品也分不同等级,校友用餐也有不同标准。其实，所谓的“常规”已经违背了校庆的初衷。校庆，就是一次校友“回家”的聚会,而不是比地位、比身份的平台。作为母校,就应该像母亲看待孩子一样,平等对待每位校友，特别对于年纪大的校友给予更多关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此举看似打破“常规”，实际是恢复了大学的“本色”。

曾有一度，大学纷纷表示不再做“象牙塔”，要敞开大门，更多地融入社会。此举当然有积极意义，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大学固然应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社会，但不能过多沾染势利、媚俗、功利等不良风气，应保留一部分“象牙塔”精神。大学还是需要相对独立，相对疏离于现实功利，保持自主性和较高的目标追求。有一个令人回味的例子：哈佛大学在350周年校庆之际，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表示十分愿意到校庆现场演讲，同时希望哈佛能授予他荣誉博士。哈佛却不客气地拒绝了总统先生的“青睐”，理由是 “本校学术称号只授予那些在学术上做出成就的人士”。

其实，大学需要恢复本色的不仅是校庆。大学知名教授就是应该多花时间在课堂上，在教书育人上，而不是忙着四处拉课题、　争经费，顶着个“教授”头衔既不“教”也不“授”；大学校长就是应该经常出现在学生食堂里、校园林阴道上，像长辈或朋友一样与师生交流，而不是学生与他见个面也难；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师生服务，而不是利用身份，在评奖、争取课题方面为自己谋利……当大学里的各类人群都回复其本来的 “位置”后，大学才能恢复本色，校庆“不序爵”也将成为大学的常态。而本色大学，才能为社会树起精神的“灯塔”。

 （作者：徐敏　来源：解放日报）

一名教授对高校规划的冷思考

 

“导致放弃人文理性、淡漠学术理性、推崇工具理性而把大学变成一个大工地。这些工地上充斥着一批批只想建摩天大楼以及等待着建顶层的工程队而却缺少挖地基和打基础的工程队。”

　　质量为先：事实上却奉行着数量为先的路线

　　“大家都知道以质量求生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董云川指出，民营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没有数量规模就没有生存权，只要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在校生，教育行政部门就不能无视你的存在而终将享有相对平等的对话权。另外，无生存权之忧的公立大学本来有更多的精力抓质量建设，但许多学校依然不顾办学条件限制飞速扩张，以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资源投入。

　　他说，在“口头质量保障体系”和“行动数量激励体系”并存的时代，中国大学在短短的几年内生产出过去千年没有过的“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以及数不清的“先进”和五花八门的奖项。其间有多少学术文章被人从头至尾看完，有多少课题成果转换为行动实践，有多少获奖者推动了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规划中写下多少“质量为先”的誓言，当前许多学校仍旧是以数量为先、规模指数为先的，根本上奉行着“数量求生存”的路线。这种现象如若长此以往，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生存权构成威胁。我们正在因此预支未来。

　　教授治校：领导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

　　针对目前中国大学决策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非学术化现象，许多人呼吁在“十一五”规划中应恢复或建立“教授委员会”等专家学者治校的机制并加强民主管理。

　　董云川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出在表面而在深层。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百分之百都是教授治校的：校长、书记、院长基本是教授；处长、主任、甚至科长们大多也都是副教授、研究员、讲师，至少也有个助理研究员身份。哪一个决策不是“学者”做出来的？

　　“因此，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具有‘学衔’的干部替代纯学科权威作出了资源调度与安排的决策。”他说，当前，学术官僚化使学术有名无实，官僚学术化使学术乱性。“我们需要面对的矛盾，是如何解决领导们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的深层问题。”

　　他认为，目前需要反省的关键是，如何让专职学者和学术权威在教学科研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配置与调度资源的权力作用，教授们如何能够在专业、学科、院系甚至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资源分配方面行使决策建议权。

　　他说：“管理需要民主而学术需要自由。教授们如何在这两个层面上发挥积极作用是‘十一五’规划不容回避的核心内容之一。”

　　加强管理、以人为本：教师和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

　　“‘以人为本’的提出表明了社会的进步。但在许多学校的规划和实际行动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老师和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还是被塑造和被加工的客体，而非教育或管理行为的主体。师生员工仍然是文本上的主人和实际管理制度的仆人。”董云川说。

　　他认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者如果不从更深层次反省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教师难免还是被管理的“主人”，而学生难免还是被塑造的“主人”，管理人员难免还是被服务的“主人”，而领导最后还是成了四处灭火的“主人”。学校发展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努力以教师为中心设计管理服务流程，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育服务流程，必须以效能为中心设计组织运行架构。当一所大学中的师生员工都成为体制和庞大科层体系上的附庸者和应用工具之时，现代大学制度还只能是海市蜃楼。

　　他说，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是“管”不出来的，学术团队、知识性组织的管理方法与军队、政府机构和企业不同。教育规划中有关“管理”的问题，需要多“理”而少“管”。“管”的结果是“管住”，而“理”的结果才有可能“激活”。

　　做大做强、争创一流：我们的进步观充满着“贪多求大”的倾向

　　几乎所有学校的规划用语中都会出现“争创一流”和“做大做强”，不提不足以显气魄。

　　董云川说，做强是对，做大则未必。一些大学在合并壮大之后即削弱了原有的特色，有的学科在交叉融合之后反而损失了优势。只注意到“大”的现象，误以为要“大”才能“强”，就忽视了“强”才是做大的真正前提。

　　他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一流大学，但美国人很少从上到下争创一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进步观充满着贪多求大的倾向，这样就使人们更关心‘包装’和‘标签’的价值而非‘品质’。”

　　他说，如果按国家资源投向来分，一流就是“985工程”的38所大学，其余近百所“211工程”大学只能称国内二流；而“211”以外的省属重点大学就是三流大学；那些省属普通本科学校统统属于四流高校；高职高专学校一律归为五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非如此一流就是质量差吗？非如此一流就是落后吗？非如此一流就不是好学校吗？事实并非如此，在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时代，真正优秀的高等学校有可能出在任何层次的大学之中，而我们的激励导向却忽略了这一点，使那些办学层次相对较低的学校陷入茫然。在国内，这类层次的学校还很多，由此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价值误导影响甚巨。其实，各级各类学校如能安于本分，不断超越自己，追求品位，则五光十色的“一流”指日可待。

　　跨越式发展：教书育人和学术生长只能加速而难以跨越

　　自“十五”规划编制开始有人提出“跨越式发展”后，此语频繁使用，出现频率有增无减。

　　董云川说，教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虽然并非每一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少走一个环节同样需要理由。从教育事业发展与学校管理来看，技术条件、方法手段、组织体系等外延要素无疑可以实现“跨越”，但是，从教书育人和学术生长来看，只可以加速而难以“跨越”。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进步过程中，专业学科、师资学术、教辅设施、实践实验，哪一个环节都不可以省略；在教学过程中，课堂、课程、内容、互动、研讨、答疑、习题、反馈，哪一个部分都不可以不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假设、命题、调研、实验、实践、验证、推广，哪一个环节都不多余。

　　“当‘十五’实现了规模上的跨越之后，‘十一五’应将用大量精力来对跨越之后的空白做补充，否则，很难可持续进步。”他说。

　　找准定位：初衷是理性的而结果是非理性的

　　“定位”是近来的流行词汇之一，人人都在谈定位，个个学校都在找定位。但董云川认为，“定位”的初衷往往是理性的而结果常常是非理性的。

　　比如，专科要升本科，本科要上硕士点，并举全校之力“跑”、“攻”博士点；教学型学校要变为教学科研型，然后再向研究型大学发起冲击；单科学院要多学科发展，之后一律走向综合化。

　　“虽然都说要冷静定位，但所有的制度政策均导向非理智的发展方向，使真正的利益和资源倾向统统归结于非理性的方向上而没有对理性选择有所保护。所有政策制度和奖励导向都是破除理性，导向浮躁，挺进高、大、全目标。”董云川说，即使真有院校愿意安于定位反而会有更多干扰，还会遭人耻笑。当代之所以欠缺原创性学术成就，成就不了风采各异的大师，是因为每一级学校办学的努力仅仅是为了下一次升级；而本来就在塔尖的学校则是为了独享政策资源而实现“马太效应”。贪多求大一定是外在逻辑牵引的结果。

　　他说：“在功利导向为主的潮流之中，院校规划需要回复理性，不要盲目追随其他学校的发展路径。此外，更需要政府资源投向能够与政策保持一致，切实保护、激励那些安于定位的学校。”

 

 

“大学成地产商”比“地产商办大学”更可怕

 

　2月20日，山东省长姜大明提及高校债务问题。他表示，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了。（2月21日《齐鲁晚报》）

　　高校的债务问题，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已充分曝出，一些大学的债务，甚至每年光支付贷款利息就高达几个亿，其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以公办为主体的国内大学，既然有行政力量保驾护航，即便“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似的”，多半也不必有破产和倒闭之虞。不过，债务毕竟是悬在大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自身无力偿债的大学，少不了要去四处化缘，当“化缘之钵”替代了“教育之鼎”，债务重压之下的大学不再由教育家办学，而是成了房产商办学，其实并未夸张。

　　那么，既然如今还不起，当初为何敢花这么多钱，借这么多债？这背后与其说是出于教育目的，毋宁说是有着利益初衷。如今的大学债务很大程度是由大肆圈地、大兴土木所致。假如大学花钱举债的利益诉求不被破除，由此而捅出的篓子又可以通过政府“化债”来擦屁股，实际上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大学债务问题。“高校化债”机制是否反而会助长大学负债借贷的投机心理？这点倒是更令人担忧。

　　不仅如此，“土地置换”赫然被列入“高校化债”的举措之一，也值得决策者三思。毕竟，高校通过买卖地皮偿债已饱受诟病，一些大学因为扩张而用出卖老校区土地的钱来偿债，等于是对大学文化积淀的摧毁。当大学可以通过买卖校园地皮来偿债，骨子里其实是没等开发商来办大学，大学自己却已然摇身一变成了开发商，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我觉得，只要真心遵从办学规律，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照样可以成功办起世界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可见，相比商人办学，大学本身的商人化，才最为可怕。而这恐怕也是大学成为债务黑洞制造者的根源所在。（作者：吴江　来源：武汉晚报）

 

 

 

负债的大学校长不能只当“杨白劳”

 

“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20日上午，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参加山东省两会时，再次提及高校债务问题。他表示，大学要办好，首先要把债务化解到合理水平。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商在办大学了。（《齐鲁晚报》2月21日）

　　大学校长成了“杨白劳”，地产商取代了教育家。说起来，债务缠身的大学确实够惨的。总是这样躲来躲去、左支右绌，办学的心思没准儿还真的就淡了。也因此，山东省提出化解高校债务四项措施：提高生均拨款、土地置换、鼓励政策和开源节流。其中，仅来自公共财政的“提高生均拨款”一项，年内就将化解掉公办普通高校120亿元债务。

　　时下，大学的债务规模之大确实惊人。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山东全省85所公办普通高校各类债务合计28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99.3亿元。而在全国，根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0年，全国1164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有政府性债务2634.98亿元，且借新还旧率超过50%。这还不算那些部属大学的债务，可以说，巨额债务已经成为大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那么，这些大学的巨额债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全要动用公共财政来兜底？

　　据教育专家披露，高校巨额债务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大扩招。从那时开始，全国高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跃进期。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而且，全国高校也掀起了一股新校区建设潮，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资源均大幅扩充。大兴土木的钱从何来？一方面，伴随着高校扩张、扩招而来的，是学费的飙升；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银行贷款。

　　大学当然应该“一流”，民众也需要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不应该片面地认为，惟有大楼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教育家的灵魂应该真正回归教育，而不能被房地产商主导，以至于神魂颠倒，只是津津乐道于校园的浩大、楼宇的奢华，最后将大笔债务甩给政府来承担。

　　2006年，山东聊城大学豪华校门事件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这个长达140米的“齐鲁第一门”网传耗资8000万元，而聊城大学自称300万元，具体的花费则成了一个“罗生门”。试问，与内涵式发展的欠缺相比，这样的摆阔到底有多大必要？聊城大学的校门，还仅仅是高校大兴土木的一个小小缩影。

　　高校债务的化解，不能完全由政府包揽。公共财政说到底来自全体民众，不能一味地为高校的盲目扩张埋单，更不能为高校的错误决策遮掩修饰。

当然，现实地讲，相当一部分地方高校的扩张，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现在政府出面为高校化解债务，也不为过。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地方政府也好、大学管理者也好，不能只是展示“杨白劳”的惨状，更要厘清责任。（作者：胡印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教育家，别沦落为“房产商”

  

“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了”，“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这两句话甫一出口，便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在人们眼中，房产商一直都是黄世仁。在大学这个大熔炉里，教育家成了房产商，房产商又变成了杨白劳。这出当代《白毛女》让人眼花缭乱。

　　从大学圈地到大学卖地，光阴流转，大学从一个供奉大师的地方成了“三清殿”。哪三位神仙呢？财神爷、土地公公和学术神农氏。先是财神爷大笔一挥，以教育之名大肆圈地，结果到2008年这个债务规模超过两千亿，以至于教育部2009年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这么多钱到账，大学校长自然转型为当代土地爷——房产商。育大师风险很高，而盖大楼是看得见的政绩。结果便出现了姜大明口中“没有图书馆，办什么大学？”这么荒诞的质问。房产商的思维模式中哪会给图书馆留块地？

至于财神爷和土地爷主宰大学的结果是什么，看看一个又一个的科研卫星就知道了。博士数量连年翻番、论文数量傲视全球，一帮学术农夫在大楼里辛勤耕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培养学术神农氏的沃土，不是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为了解救杨白劳，山东出台了债务化解奖补政策。虽然不能治本，我想至少可以让杨白劳暂时过个安心年。但这是政府的无奈之举。众所周知，任何企业都必须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有本事做大，没本事破产。对于大学这个房产商而言，破产摘牌当下并不现实。可是，靠“提高生均拨款、土地置换、鼓励政策和开源节流”这一套“保守治疗方案”成效如何也有待观察。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对于房产企业来说，最好的化解风险之道是建立一个现代企业制度；而对于大学而言，必须有现代大学制度。当下最让人担心的是，杨白劳领了救命钱，只会还债买酒肉，不思发展和转型，最终仍然坐吃山空。大学校长这个房产商只懂封建庄园的管理显然不称职，而只靠卖地、补贴也换不来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让我们都等成了白毛女，才等来现代的大学吧。（作者：付瑞生　　来源：钱江晚报）

 

 

 

 

◆大学校长篇

 

大学校长要不要做学问？

 

　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教授，上任一个多月就向湖大师生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这一“两不”承诺，在校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及关注，并由此引发有关大学校长是否应该做学问的讨论。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折射出中国高校体系中存在的弊端之一，那就是高校中行政与学术混为一体，行政资源往往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条件。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对学术和对行政的评价体系界限不清，标准不明。因此，目前出现的有关“两不承诺”的讨论对于明晰高校对其管理者的评价标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外，评价大学校长与评价教授标准不同。对于大学校长的评价主要看他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看他本人在任期间发了多少论文，做了多少课题，或者带了多少学生。例如，美国对大学校长的评价包括：大学所取得的整体进步、大学学术地位的提高、校内监管的效率、预算和财务管理的效率、为师生员工的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对外部关系的处理、对内部矛盾的处理等。国外很多名牌大学的校长并不是著名学者，当然有些大学校长也是知名学者，如前任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 Summers，但学术成就往往是在担任校长前取得的。

　　笔者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直接参与了院长、学部长（Dean, 处于院长与副校长之间，相当于主管某一大的学术领域的领导）等职位的招聘工作，也间接参与过校长及学术校长（Provost）的选拔。在选拔这些职位的候选人时，学校首先考察的是他们治校的目标、理念及行政管理能力，然后才看已有的学术成就。而在任职期间，校长一般都不直接带研究生，不直接领导课题。不少副校长并不是学者，而是专职从事行政工作（如负责校园规划和发展或者负责财务的副校长）。

　　大学对于教授的评价一般是看发的文章、做的课题、教学及带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将同样的标准用于评价大学校长，校长则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这些工作，从而很难做好校长工作。如果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科研是不可能做好的，就可能导致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指导有名无实等。更严重的是，对大学校长学术上的要求与压力甚至可能导致某些校长利用行政资源拉关系，为自己发表文章、拿课题提供便利，从而导致学术腐败。上述现象在国内高校皆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对于任何职位，工作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大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学术成果主要归于个人，能提高个人的名誉和学术地位，可以跟随个人移动。而行政职位则不然，一旦离开，与其相关的权利、资源和关系网就将消失。因此，行政与学术所带来的不同利益就可能导致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以行政资源获取自身的学术利益的内在冲动，从而形成学术上的“行政寻租”。因此，如果对大学校长的评价包括其在任内的学术成就，则可能会强化这种动因，促使其利用行政资源服务于个人的学术利益。

　　为了促使大学校长做好本职工作，对大学校长的评价机制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行政和学术并重可能导致的内在利益冲突，将对校长工作的评价和对其学术的评价分离。大学校长可以做学问，但不能影响校长的本职工作。校长在任期间的学术成就在校长工作的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应该很小，避免偏重于从学术角度评价校长的在职表现和作为。

　　因此，中国应该逐步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之路，从评价机制上进行改革，使大学校长在任内能够从自己个人的学术成就中超脱出来，专注于大学的行政工作，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行政寻租。这样也有助于消除高校的学术行政化等现象。

　　（作者李海峥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特聘主任、教授）

 

 

校长玩牌不应成为学术论坛的焦点

 

近日，一则“教育不行，玩牌在行”的微博将浙江大学校长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他被人拍到用笔记本电脑玩牌。

　　校长论坛是一个高端论坛，有许多值得研讨和深究的话题，并没有赢得过多关注，“校长玩牌”这种花边新闻却一下成了舆论焦点，成为大家批判的靶子。这里头，有大学校长作为公众人物，行为失当的因素，也有公众不满情绪的影响。近些年高校声誉不佳，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招聘作弊、论文造假等时有耳闻。大学官僚化、社会化，早就招致了不少非议。各位校长平时行为再不谨慎，被骂被呛在所难免。

　　只是，这种表达更像是一种情绪化宣泄，显得不太理性和客观。开会涂鸦走神、玩手机玩牌不少见，很多人或许都干过，舆论单单把大学校长玩牌引申为“抓不好教育”，是不是有失偏颇？何况，这位校长是在开会期间玩牌还是开会间隙休息尚不能确定，上来就一阵痛批，会不会打错板子？

　　大学校长作为公众人物，个人行为常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下观察。但一个人终究只是个体，媒体将关注目光过分集中在某个人的“娱乐行为”上，显然走偏了方向。本届大学校长论坛是为探讨文化传承与交流，“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才是舆论真正应该关注的主题。

媒体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目共睹，尤其这些年新兴技术日益发达，信息资讯传播便捷，舆论监督能力更为彰显。但舆论监督并不等同于对具体人的调侃、恶搞，它更该从社会责任出发，多探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若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小事，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高端论坛上盯着“校长玩牌”正是如此，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作者：艾攸　来源：北京日报）

 

 

“大学校长”别成下一个被毁的称呼

 

　7月23日两条新闻，都与大学校长有关。一条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台上一位校长在演讲时，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被拍到一直用笔记本电脑玩牌——网友批评称“教育不行，玩牌在行”。另一条也来自这个论坛，跟前几天因跪拜行孝而引发争议的北大校长周其凤有关，他说刚给妈妈写了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前不久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是周其凤第二次为妈妈写歌。本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可因为舆论对周其凤的偏见，又被有些人解读成负面，甚至恶评为“原来跪拜行孝是为这张碟做宣传”。

　　偏见至此，动辄得咎，难怪周其凤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无比低调，称“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能感觉到这位北大校长说这话时哭笑不得的悲凉与郁闷，堪称史上最郁闷的北大校长。

　　如果说周其凤校长是躺着中枪的话，浙大的杨卫校长则不算冤枉。台上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正精彩演讲，你却在下面玩牌，不仅有失基本礼仪（更何况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对演讲者缺乏尊重，也有失校长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普通老师，人们不会关注其在台下做什么动作，即使被拍到玩牌也不会被当回事儿，可浙大校长“玩牌在行”就在舆论的围观和哄笑中成了新闻。

　　两条有关大学校长的新闻，并非偶然，能看到当下舆论对“大学校长”这个群体的态度，或带着放大镜去找校长们的问题，或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大学校长，或坐等着大学校长们出丑。不得不感慨世道的变化，校长，在过去是一个让人充满着敬畏感的称呼，他对应着权威和德高望重，唯德才兼备和声望高的人才能担任，尤其是一个大学校长。可在现实的流变中，“大学校长”似乎在走“小姐”、“同志”、“亲”、“老师”、“教授”、“专家”的老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毁掉的称呼。

　　看看“大学校长”跟哪些词联系在一起，看看他们在舆论形象中的灰头土脸，就知道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和妖魔化；回想我们在谈到“大学校长”时所能想象到的那些负面新闻，就知道这个群体有多么地不受公众待见。而且似乎还遵循着一个规律，越有名越挨骂，越是名牌大学的校长，越是常被推到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大学的有名程度往往与校长的美誉度成反比。这两条新闻就很具代表性，周其凤是中国最好大学的校长，杨卫则是“小三”浙大的校长。

　　“大学校长”为什么正成为一个被毁掉的称呼？原因非常复杂，有校长们自身的问题，有舆论的偏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教育体制。人们不是把校长当成一个教育家，而是当成一个官僚。当然，这样的舆论认知首先源于大学的行政化，很多校长没把这个位置当成教师，而是当做官去做。谈到官僚与校长的区别，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吴松有一段经典的描述，有记者问他：“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那和做市长有什么差别吗？”吴松笑言当然有：“ 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他们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学，做校长跟当市长并没有区别，都是官僚，都带着同源同构的行政化思维。

　　既然校长不把自己当教育家，而是当做一个有行政级别、可以与官僚阶层换算、随时会通过旋转门转换身份的官，那么，公众自然就不会带着对教书育人者的尊重去看大学校长了，而就将其看作一个官僚。在这个舆论对权力阶层充满对立感的语境中，与政府、体制和官僚在符号上有着同样颜色与气质的校长，自然难免躺着中枪。舆论围观杨卫校长的玩牌，跟围观官员开会时打瞌睡的心情是一样的；舆论吐槽周其凤，是将其想象成一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的拥有者。

　　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缺乏善意的舆论，大学校长需要反思，教育体制需要反思。（作者：曹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大学教授篇

 

别让22岁“教授”成孤独的守望者

　 

20日，中南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张尧学宣布，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今年22岁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

　　现在的舆论喜欢正新闻反解读，22岁成为教授级研究员，在以往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励志案例呀，而网上奔涌而来的是嘲讽、怀疑、讽刺。但舆论与民意并非天生形成这种有意妖魔化的心态，恐怕还是复杂的学术圈那点事儿让民众的疑虑难消。

　　拜读了一下刘路的故事，基本就像当年陈景润的翻版——痴迷于某项高精难度的科学，不仅用心钻研而且自有常人难比的天赋，因此多年辛苦终有收获。不过小有所成的刘路从此能否走上陈景润一般的科学家道路，还是迷失于滚滚红尘中，恐怕才是民众舆论最为关注的。

　　陈景润与刘路所面临的生活环境乃至学术环境有异有同，当年陈景润身处特殊年代，学术被打压至社会底层，据说他曾多年在一间仓库里潜心钻研，不问世事。这似乎说明，外界环境的千变万化，终究不如个体内心的宁静与否更重要。而刘路所面临的，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复杂的时代。大学前所未有的富有，扩招带来的巨大规模与经济效益都非常可观，因此还是能提供不菲的待遇。你看，中南大学一口气就给了22岁的刘路100万元，其中50万元是生活补助。刘路相比陈景润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用直面生活的困窘与外界强大的压迫，但他需要接受另一场更为复杂的考验，这个年轻人做好准备了吗？

　　从教授到学生，如今真正抱着一颗科学之心的能有几人？大学丢掉了庙堂的高贵俯身接受商业的洗礼，有的教授奔走于商业走穴与学术掮客的角色转换中，有的学生们忙着就业、抄论文、找关系，见面相视一笑后各奔“钱途”。刘路是会走向如此的芸芸众生，还是成为孤独的守望者？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少年大学生不同的是，前者毕竟还只是个学术成才的辩证题，大家争议更多的是年少得志与终成人才之间能否划等号。而刘路还要面对物欲诱惑，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谈婚论嫁。有多少女孩子是真正冲着他的学术成就而不是教授高帽下的现实利益而去？一个月几千块的“清贫”能否背负起房价、教育、医疗等费用以及现实攀比的心理失衡？

　　22岁教授的人生之路面临考验，他必须像个战士一样，翻越远比学术更为艰难的现实大山，在成为另一个陈景润之前，他会成为另一个叫嚷着学生不成千万富翁别见他的教授么？会成为一个抄袭论文还死不承认的副校长么？（作者：毕舸　　来源：新闻晚报）

最年轻“教授”最需要的是什么？

22岁，也许他最需要的还是继续学习进修，是自由成长，而非被挂上“大师”标签，面对“出成果”的热烈期待。

　　因为破解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中南大学本科生刘路一举成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南大学给予他一连串“破格特批”的奖励和荣誉：从本科提前毕业、硕博连读，到作为青年教师后备人才进入中国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再到近日聘用他担任教授级研究员，提供100万元奖金。

　　荣誉奖励来得太快、太热烈，甚至有些太大、太重，不知道22岁的小伙子刘路有没有被砸得晕头转向。从他面对媒体的表态中，至少可以看出他的惶然、压力感和对新身份的不适应，尤其是当他被媒体简称为“教授”，甚至被校长当作“大师”谈论时。幸亏，刘路确有从事学术研究者最可贵的淡定心态，没有因为太早的黄袍加身、媒体追逐而轻狂膨胀，让研究数理逻辑的头脑，被诱引迷失到关注100万能买什么房子这样的歧路上来。

　　大四本科生一年之内跃升“教授”，刘路创下了中国学术界一项最年轻纪录。这样的破格特批，值得称道。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高龄研究生出国遭遇教授比自己还年轻的尴尬；相比于多年前，高校和科研院所论资排辈、一人得奖几十人分奖金的僵化体制和思维习惯，足可引为社会进步、有利于创新人才茁壮成长的例证。

　　中南大学聘请刘路的岗位是“研究员”而不是“教授”——聘用教授还需要其他资质条件，绝不是只要拥有突出学术成果就能充任，更不该是当作“奖励”授予的荣誉地位。在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今天的高校确已拥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自由度，以至于某些地方已有随意、过滥的嫌疑。破格云者，常常只被当作日趋白热化的国内高校人才争夺混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的高校、社会似乎并没有认真思量过：刘路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热闹追捧、全然陌生的“教授”身份和100万元奖金，究竟是有利于他的学术发展，或是对平静心境的干扰？22岁，也许他最需要的还是继续学习进修，是自由生长，而非被挂上“大师”标签，面对“出成果”的热烈期待。

我们千呼万唤的可贵创造力，既能被棒杀，也会被炫煞。这样的例子，我们有过方仲永，也有过科大少年班，切须慎重。

（作者：姜泓冰　 　来源：京华时报）

 

人才之问，以“破”解之？

日前，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宣布，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的在校学生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今年22岁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中南大学惜才、爱才之心不可否认，也可能会获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美誉，可是，这种“量身打造”最年轻教授的做法，对一个学术上刚刚起步的人才来说，或许未必是最合适的安排。

　　刘路由于攻克了国际数学难题，展现出很好的数学素质，该校此前决定对其实行破格录取，特批其硕博连读，是得到舆论一致赞同的。现在看来，该校可能感到“破格”得还不够，于是连破四级——从教师、跨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一直到研究员。

　　值得注意的是，中南大学还推荐其参加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评选，或许这才是继续破格的真实目的。近年来，对于各类国家人才计划，高校十分看重，大多将教师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作为十分重要的培养任务。以此来分析“数学天才”刘路的破格聘用，就不难看到，学校想“捧出”一个杰出人才。但杰出人才是能“捧”出来的吗？

　　刘路被校方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首先应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即便是破格，按照现行的高校职务职称评聘制度，其学术成果是要经过同行评议的。据了解，一些数学界人士觉得，该校有拔高刘路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成就之嫌，值得商榷。严谨的科学研究，如果掺杂了学术之外的因素，对于当事人来说，很可能就会打破内心的平静，对研究工作未必有利。

　　22岁的刘路，未来的路还很长，学校可以给其从事数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最终还需刘路本人规划自己的未来。现在学校为其积极规划，将他纳入教师队伍，推荐申报国家人才计划，假如过了几年，刘路失去学术研究的兴趣，转而想离开高校去创业，学校将如何处理？而他本人，会不会由于曾受到学校的高度礼遇，而一直约束自己的想法，即便没有了动力，也只好硬撑下去呢？

　　30年前，我国高校就推出了“少年班”，当初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多位“少年名人”后来的发展，令人唏嘘。从他们身上，高校早应该发现，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成长土壤，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而不是把外界的意图施加到他们身上，使之按“规划” 成为某种人才。以这种思维培养人才，很可能会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都在努力尝试回答钱学森的 “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期望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值得深思的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给出的解决方案，依旧未能很好地回答钱老的 “世纪之问”，人才培养的行政色彩依然存在。国家部门的各类人才计划，高校中的各类创新实验班，往往以创新为名推出，却还有着明显的行政痕迹。这些做法恐怕对改善当前的教育与学术土壤帮助不大，很难实现教育与学术的去功利化，导致 “人才包装”、“成果包装”问题依然存在。

　　此前刘路被破格录取为硕博连读学生，还算得上是“美谈”。不过，此次校方高调聘请其为正教授级研究员，真正关心刘路者可能就并不以此为美了。人才有其自身成长的规律，大学不宜过早地想着“收获”人才。当前要做的，还是努力恢复良好的学术生态，在教育、学术领域淡化行政因素，在大学内适时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如果有这种基本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制度，当初刘路“一题成名”，从本科大三学生晋级为研究生，完全不需要破格，因为教授就拥有招生自主权；而现在的刘路也不可能被高调破格，因为学术共同体看重的是淡然而踏实的心态。（作者：熊丙奇　　来源：新闻晨报）

 

 

 

扼杀比捧杀更可怕

 

20日，中南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校长张尧学宣布，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今年22岁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消息传出后，有数学家表示此举“荒唐”，但又不愿对刘路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价。另外，还有多位数学界人士提醒媒体莫捧杀。

　　不拘一格用人才，只要这个人足够优秀，就应该给其一方施展的舞台。22岁的刘路可不可以成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有没有相应的能力。他攻克的数学难题是上世纪90年代英国数理逻辑学家西塔潘提出的一个猜想，10多年来，许多著名研究者一直努力都没有解决。去年10月的一天，刘路突然想到用以前用过的一个方法稍作修改便可以证明这一结论，连夜将这一证明写了出来，投给了数理逻辑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杂志》。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科学家的权威认可。

　　后生可畏，刘路了不起，成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他是凭实力说话。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向教育部写信，希望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我想，他们是慧眼识英才，认可的也是他的能力。由此看来，他这个正教授级研究员并非浪得虚名，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荒唐”。

　　对青年才俊给点颂词没有什么不可以，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只有尊重知识和人才，才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里有个度，话过了，就是夸大，夸大就是捧杀。适度的赞誉，给人以荣耀，激发向上的力量。可贵的是，22岁的刘路清醒得很，尽管有人把他描述成天才式人物，称其是“小陈景润”，但他不晕乎，在与本校学生交流时，他表示，自己爱好数学、物理纯粹出于好玩，没有想到仅仅因为做了一件个人喜欢的事、写了一篇论文，就获得什么荣誉。对于很多褒奖，他表示自觉不配。有这种理性认识，任你怎么“捧”他也“杀”不了他。

　　捧杀不好，但现在比捧杀更可怕的是扼杀。现在在我们身边，确也一些人对青年人取得的成就不屑一顾，把他们的成功视为是机缘和巧遇，极力寻找他们身上的不足，并加以放大，说到底，这是嫉贤妒能，是心理不平衡的一种表现。一个正教授级，对很多人来讲，一般要用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所以，当22岁本科在读的刘路成为正教授级时，一些人会觉得这“不正常”或“不公正”，这也许就是“荒唐”之处。有的会说，自己努力很多年正教授级还没评上；也有的会说，自己用了很多年才评上正教授级，他们与刘路比年头不比学术成就，因为刘路的成就可能令他们一辈子无法企及。年轻不是理由，更不是罪过。

　　刘路成名了，在别人眼里他就成了大树，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阳光雨露，没有惜才、爱才、敬才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大树下的阴影，不把大树扳倒，就没有自己的出头之日。对那些有望长大成才的小树则采用“压”的手法，不给小树以机会，“年轻人，经验不足，下次再说吧”，到了下次，“还是让老同志上吧，年轻人搞砸了谁担责？”等到哪一天，再想起小树时，小树已成灌木，与年轻一同而逝是人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作者：薛建国  来源：钱江晚报）

 

 

“教授抄袭本科论文”背后的真问题

2010年年底，北京体育大学在读硕士生卢迪发现一篇署名洛阳某高校体育部张丽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袭自己的论文，95%以上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遂于2011年起诉张丽，索赔10万元。3月26日，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丽抄袭，要求其赔偿1000元。（《大河报》3月27日）

　　教授论文抄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至于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审丑疲劳”，不是院长、院士级教授抄袭都引不起“新闻兴奋”。不过，此前的抄袭，多为教授之间互相“借鉴”、“致敬”、“引用”，尚且“门当户对”，可身为教授却去抄袭本科生的论文，未免显得太“没出息”。

　　对于张丽教授抄袭卢迪论文一事，笔者以为，重点不在教授抄袭越来越“档次低”，堕落到连本科生论文都不放过，也不在于1000元赔偿与10万元的索赔金额相去甚远，压根就没什么惩戒效果，甚至也不在于教授抄袭凸显的学术伦理沦丧，而在于，为何这篇本科生的论文会引起一位教授的关切，进而不惜泯灭学术良心而悍然抄袭？

　　从报道中可知，张丽教授之所以不惜名声去抄袭本科生的论文，应该是看中了这篇论文的原创价值，而由其抄袭行为可以看出，国内教授们的学术原创能力，何其蹩脚哇。

　　多年来，国人一直有种“诺贝尔奖情结”——颁奖前渴望国内学者获奖，颁奖后又因无人得奖而泛起“酸葡萄心理”。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项，最看重的就是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而不是撰写了几本专著、发表了多少论文。国内学者的“软肋”，恰恰就在于原创性不足，专著多为“编著”而成，论文多为拼凑之作，缺少创新精神，如何能获奖？钱学森先生曾经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在于缺乏创新，教授尚且“天下文章一大抄”，原创能力不足，谈何培养杰出人才？

　　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论文平均引用率只有10%左右，排在世界100名开外。这也意味着我国学者的大多数论文是“无效生产”，形同“垃圾”。

　　“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一事，再次暴露出科研界、学术界的创新不足。如果不积极改变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涤清沦丧的学术伦理，鼓励原创，那么，如此的抄袭闹剧将屡演不止。（薛世君）

 

 

“三问”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事件

2010年年底，北京体育大学在读硕士生卢迪发现一篇署名洛阳某高校体育部张丽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袭自己的论文，95%以上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2011年卢迪起诉张丽，索赔10万元。3月2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丽抄袭，要求其停止侵害行为，并赔偿原告损失1000元。（2月27日《大河报》）

　　应该说，论文抄袭早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痼疾，公众对此也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审丑疲劳”。但与“同行相抄”、“外文转译”等传统模式相比，这起抄袭事件无论是其对象选择、处理方式上都颇有新意，也更令人吃惊。尽管事情貌似已经有了定论，抄袭者张丽也进行了赔礼道歉，并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赔偿，但笔者心中依旧疑惑重重，忍不住还要追问几个问题——

　　一问，大学教授何以抄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科学领域也从来不乏各种少年天才的“神奇发现”。但“运动性贫血大鼠血液中五种元素的变化”的实验毕竟不是“西塔潘猜想”，作为高校教授的张丽，为何不能像本科生卢迪那样，通过近一年扎扎实实地研究观察得出结果、写成论文，而选择最为人所不耻的剽窃方式？是什么让大学教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耐心降到本科生的水平线以下，是过于繁忙的行政工作，急功近利的研究氛围，还是日渐堕落的学术人格？

　　二问，对于卢迪反映的剽窃情况，洛阳某高校以及相关部门为何“均无答复”？必须承认，面对汗牛充栋的已发表论文，单凭学校自查自纠难免挂一漏万，因此作者的举报对于杜绝抄袭、净化学术氛围无疑弥足重要。洛阳某高校以及相关部门对卢迪举报的“集体沉默”，对抄袭事实的视而不见不禁让人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勾结和刻意包庇？这种包庇又在多大程度上纵容了“学术剽客”们的恣意妄为，使之胆大到敢将抄袭论文投书被抄袭者所在大学的学报？

　　三问，抄袭事件是否该随法院判决而尘埃落定？如果说法律保障的是社会的底线正义，那么学术理应具备更高的道德追求。作为高校体育部主任、教授的张丽，其抄袭行为的影响无疑是恶劣、巨大而深远的。因此，对她的处罚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范围的道歉罚款，作为专业机构的高校学术道德委员会，理应拿出进一步的处理方案和意见决定，以给卢迪、给社会一个交代。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但论文质量却因抄袭成风而提升乏力。显然，要想杜绝“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事件的再次发生，实现学术大国向学术强国的实质性跨越，单靠法院的一纸判决远远不够，下一步应该如何弥补改进，我们翘首以盼、拭目以待。（作者：王垚烽　　来源：人民网）

 

 

本科生为何不能署名“第一作者”

　  创新就是要打破框框、挑战权威、超越前辈。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不守规矩的年轻人，取得新发现、搞出新发明的可能性更大

　　“五四”青年节没过几天，就看到“本科生不能署名第一作者”的怪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南开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把自己完成的一篇论文投给国内某家有名的学术期刊，得到的回应令人无语：论文符合发表要求，但希望最好把导师的名字署上，而且导师必须是第一作者。最终，这位还没有导师的本科生，只好按照编辑部的这一特别要求，让指导老师充当第一作者，论文才得以发表。据中青报记者调查，有类似遭遇的本科生不止一例；有的学生因为不愿意向“身份歧视”低头，结果论文无法发表。

　　实事求是是做学术的基本要求，学术至上当为学术期刊的基本原则，对于投稿，本应只管水平、不问身份。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据知情者透露：学术期刊本来对论文作者的身份没有要求，但许多刊物为彰显知名度、追求转载率和引用率，特别希望作者有教授、博导头衔。如果作者是不知名学者或者本科生，期刊会觉得降低档次，也会影响“大牌”作者的投稿积极性。为此，有些杂志在介绍本科生作者时，故意隐去年龄及学生身份，只注明其所在单位。

　　有道是“适者生存”，仔细想来，上述学术期刊的“身份歧视”，不过是“重资历、轻学术”的国内学术环境下的条件反射。在各类科技活动中，类似“重名轻实”、“尊老歧幼”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科研立项，非得有学术“大佬”牵头不可，好像资历越深、年纪越大越有权威；成果评审，必须要院士当评审组组长，似乎不如此就不够层次；申请科研项目，名头越大、资格越老的“中标率”越高，名气越小、资历越浅的年轻人淘汰率越高……

　　学术研究特别是科技创新，不像老中医看病——越老越有经验、越老越灵光。看看中外的科学史就不难发现，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往往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创造。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只有26岁，法拉第证明电磁感应时只是一名助理实验员；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时不过30出头，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时连副研究员都不是……创新就是要打破框框、挑战权威、超越前辈。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不守规矩的年轻人，取得新发现、搞出新发明的可能性更大。

　　近年来“重视年轻人”、“鼓励青年拔尖人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实际行动中的“重名轻实”、“尊老歧幼”却数见不鲜甚至让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在无形中打击了年轻人的创新热情、减少了年轻人的创新机会。

　国际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领军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日前谈到“在美国工作24年的体会”，第一条就是“特别给年轻人提供机会”。国外学术期刊包括许多顶尖刊物都不乏本科生作者，很多学术基金都支持本科生从事学术活动，鼓励他们发表论文。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潮中，希望有关部门、单位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而不是只把“重视年轻人”、“鼓励青年拔尖人才”挂在嘴上。

（作者：柏木钉　来源：人民日报）

 

 

 

造假的教授能力其实不差

 

北京化工大学7月28日发布公告，认定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陆骏盗用他人学术文章并伪造履历，属严重学术不端，决定予以开除。此前一天，陆骏已被取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资格。陆骏今年39岁，去年11月成为该院教授，今年3月入选国家第二批“青年千人计划”，可获中央财政人民币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及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近日，他发布的一份“招聘启事”遭网友质疑，“打假斗士”方舟子随后在微博中跟进揭露，发现其主要论文、学历及工作经验，均假冒国外同名(姓名拼音字母相同)学者，实施“移花接木”之术以骗取名利。（《京华时报》7月29日）

　　从厦门大学医学院教授傅瑾，因“完全假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刚被校方辞退，到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因简历、论文造假而被学校开除，接连发生的类似事件不禁让人唏嘘。因为较快地做出了认定并给出了“零容忍”的处罚决定，当时学校及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的举动，引发了舆论大片喝彩。在上述造假学者之外，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王志国重点论文被撤，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蒂姆·柯斯基涉嫌职称、履历造假和学术腐败被质疑，“青年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中还有多少人涉嫌作假，一旦被认定后他们将受到何种惩戒，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在看似热闹的表层下，还必须认真思考一些核心问题，比如，上述两名造假者并不高明的造假，当初缘何一路绿灯地蒙混过关？比如说陆骏，“把三个不同JunLu的博士、工作经历和论文凑成自己的”，如此明显的造假，缘何当初未被发现？如果没有打假人士和一众网友的“火眼金睛”，造假者还会“道貌岸然”地存续多久？连一些网友都能识别出来的学历造假、论文造假，从最初到现在，当事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层层把关与审核，缘何一直形同虚设？在傅瑾、陆骏之外，又存在多少暂时侥幸隐形的造假者？

　　与此同时，更应深思：上述论文造假、学历造假者，其实际工作、科研能力其实并不算太差。比如傅瑾，她近年在《自然》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将近30篇；还有陆骏，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他也不可能入选国家第二批“青年千人计划”。他们论文造假、学历造假，显然是为了“敲门”的需要。当然，“敲门”不开，他们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造假者必须为自己的学术不端、丧失诚信付出应有的高昂代价，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才，因为论文、学历等问题，而被阻隔在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学术平台的大门之外？

从傅瑾到陆骏，他们为自己当初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他们身后，可能还有为数不少的造假者，正在战战兢兢地观望、惴惴不安地打量。在这两起事件上，打假者的胜利可圈可点，但如何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严把引进人才入口关，避免类似问题重演，这些值得相关方面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与此同时，在真正“零容忍”地整肃学术不端、净化学术大环境之外，如何营造不以学历、文凭为绝对门槛，能让所有有志于科学、学术的资历较低的人士公平竞争的氛围，这同样应该成为相关方面努力的方向。

（作者：李记  来源：中国青年报）

 

 

 

指控北大 请邹先生拿出证据

 

被北大解聘的学者邹恒甫微博发文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这种将污水泼向一个单位和群体却又不提供证据的行为，引发了舆论争议。北大成立调查组向邹恒甫调查，他避而不见，称只信“中纪委”。网众吁请其公布相关证据，他却转而谈起了与光华管理学院的旧怨。

　　泼了一盆污水却又拒绝提供证据，这种行为竟在网上赢得了一片追捧，甚至有网民将此捧成“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开炮”、“敢于向高校潜规则开刀”、“敢于说真话”。

　　互联网上，似乎只要你喊一句符合网众情绪、迎合大众愤怒的口号，或者只要你把批判矛头指向哪一个被网众认定为“既得利益者”的符号，你就会被奉为“反体制英雄”。这种狂热氛围中，骂北大、清华不仅很安全（名校也不能拿其怎样），而且总能赢得掌声。甚至连杀警察的杨佳、杀哨兵的周克华都被某些人捧为英雄，网络上道德红卫兵和民粹愤青的思维，就是这样充满暴戾。成为“汉奸”、“脑残”、“五毛”，往往也是一句话的事情。

　　网上一片追问，要北大进行调查以“自证清白”。这种要求很荒谬。邹恒甫模糊地指控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面对这种桃色丑闻和模糊指控，北大难道把全校的院长、系主任和教授都轮着查一遍，看看他们有没有“奸淫过女服务员”？作为丑闻的指控者，拒绝作出清晰的、精准的举报，反而要求一个单位“自证清白”，这是多么欺负人的逻辑和暴力！

　　很明显，这件事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机制，邹恒甫有义务提供证据以支撑自己的指控。有些人捣糨糊，称北大是一个公共部门公权机构，所以“举证责任要倒置”。其实，北大只是一个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的普通单位；这件事并非北大与邹的关系，而是北大院长、教授和邹的关系，是一个公民指控一群公民“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这里没有谁强谁弱，邹先生必须提供证据。

　　还有人牵强附会地说“北大性丑闻”具有“公共性”，所以北大有义务公开、透明地调查并将结果公开。“公共性”是一个万能胶和大帽子，说你具有“公共性”，无非想表达“我想要围观”的期待罢了。

　　真相到底在哪里？这是邹恒甫爆出惊天丑闻后网众一直在追问的。可这猛料是邹先生爆的，为什么不向他去要证据，却要指向被指控的单位呢？追问“奸淫真相”的汹涌呼声背后，那种所谓反体制的激情，反抗权力的冲动，揭开“中国高校大黑幕”的正义热情，撕开“道貌岸然者的龌龊”的道德优越感，内里包裹着的实际也有窥淫的快感，围观八卦的亢奋，和看热闹、起哄、消费、发泄、吐槽的狂欢。当“北大”、“教授”跟“餐馆奸淫服务员”这些字眼连在一起时，这是一场多么活色生香撩人围观的新闻大片啊。

　　至今，我一直没有对邹恒甫的指控作出事实判断，因为他并未提供事实依据，而且这种事情也难以调查。有记者采访了梦桃源的管理者和服务员，人家说“清者自清”，又没有指控具体的人，记者调查无法证实或证伪。我进行的一直是价值判断，是批评邹恒甫这种不出示证据的爆料做派。

　　邹恒甫与北大和某些教授有私人恩怨，此次爆北大的丑闻，确实不能用“公报私仇”的动机论去衡量，需要的是就事论事——可惜的是，邹至今尚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倒是邹转发了一条指控北大学生会主席贿选的文章，以此作为指控证据，可当事人迅速站出来否认和澄清。邹先生与北大的恩怨，应该用正常的方式去解决。（曹林）

 

 

 

邹恒甫认错，哄客散了调查不能散

　在舆论和北大的一再催逼下，公开举报称“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却又不提供证据的邹恒甫，终于认错了。他在微博中称：我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源淫乱当然是太夸大了，我当然是指我了解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我说话往往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了解我的都晓得我的这一特点。我痛恨高校腐败者淫乱者，我要大大地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

　　虽然还在以“夸大”为“诽谤”辩解，以“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的堂皇外衣为泼污水行为涂脂抹粉，以“这是我的一贯风格”作掩护——但与前些天一直硬挺的言论相比，其实已经在认错，承认自己“笼统”、“夸大”了，将“奸淫”偷换成了“淫乱”，将“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缩窄为“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做出认错的姿态，说明起码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爆料方式是不对的。

　　这样的认错，真是极具反讽意味，邹先生一直在微博上号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我说话往往夸大”的认错，等于自砸了这块自树的招牌。一边承认“我说话往往夸大”，一边还在说“我要大大地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这是不是夸大其辞呢？仍在现身说法左右互搏自打耳光。邹先生，快快收了你的神通吧！

　　邹恒甫认错了，事情并不能这样完结。一方面，邹如果想自证并非只是“夸大”，必须拿出证据——而不是借打“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这种道德牌来混淆视听。更重要的是，卷入到这场沸沸扬扬的桃色风波中的相关者，都需要反思。

　　邹先生当然要做第一个反思者，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说话往往夸大”的风格该改改了。这样的学风、文风和公共表达之风，只能为自己的公共形象减分，并殃及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批判北大，批判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是三岁小孩儿都能做、都可以做的。但要具体到对某一个具体单位和具体人的举报时，就要谨小慎微并负责任了。邹先生一直抱怨媒体只关注他曝光的“性丑闻”，却不关注他曝光的北大学术腐败之类——这种指责是极不厚道的，邹先生不要指望自己能操纵舆论：你既然举报称“院长奸淫女服务员”，就有举证责任，媒体也有权就此穷追不舍，媒体不是你的工具，媒体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被你操纵议题。

　　想以“性丑闻”作引子吸引媒体关注其他问题，这种曝光思路本身就是错的，就怪不得媒体围着“性丑闻”转而忽略其他议题了。

　　然后需要反思的是轻信了邹恒甫爆料、并被邹牵着鼻子走的网民。邹恒甫认错，让那些轻信者、追随者和起哄者情何以堪？一事当前，先问真相，再说是非，再谈利害，这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媒介素养，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网民应有的求真精神。而且，不仅应该问真假，更应该知道向谁问真假——这件事，就应该向爆料的邹恒甫要证据问真假。可是，在一种非理性的浮躁氛围中，听到了北大，听到了奸淫，看到了“一个教授向北大宣战”的大旗，一些网友轻易就被那种“反抗体制”的道德优越感和活色生香的爆炸性八卦所俘虏，不问真相，便一个个扑通扑通地跳进舆论浑水中，跟邹先生一起玩起了游戏。

　　网友需要具备的媒介素养是，“批判北大”并不意味着正义，“反抗体制”并没有道德优势，“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也不过是堂皇的口号罢了，“痛恨高校腐败者淫乱者”只是个人的情绪，涉及指控，必须谨慎地拿出证据，否则就是集体耍流氓。不明真相，并不是什么大错，可不明是非，偏听轻信，让自己的一腔道德热情轻易地被另一个人煽动和激发，失去辨别的理性，那种道德热情是廉价的，“起哄者”的形象也是丢人的。邹恒甫认错了，轻信的起哄者和围观者也有必要认个错。

　　邹恒甫认错了，想围观性丑闻和奸淫细节的窥淫者们，也该散了。但我觉得，调查这件事的单位和部门不能散。事情远未结束，这种认错，应该让这起以八卦口水为开头的新闻大片，朝着严肃的方向去发展。舆论、公众、调查者应该从“奸淫”的刺激字眼上转移到严肃的命题上去了。

　　北大首先需要调查的是，邹恒甫所言“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需要在与邹的交流中调查清楚。有则通报，无则还北大和院长们一个清白。既然污水已经泼到北大的头上，已经无法自清自浊，需要给舆论、给北大形象，还有所有院长和教授一个交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邹恒甫与北大的私人恩怨，而成为公共事务。

　　更重要的是，北大需要反思，中国高校需要反思，为什么邹恒甫一条“夸大”的微博，就把大学的形象打得稀里哗啦，竟然有那么多人信了，竟然如此被动和狼狈。中国大学竟然怎么了，北大出了什么问题？洗刷污名，重要的是不要纠缠于那些捕风捉影的性丑闻，而要正面邹所提出的学术腐败和其他腐败问题。不少北大人肯定很恨邹恒甫，但我想对我所爱的北大说一句，北大的敌人不是邹恒甫，而是自己，是内部那些败坏北大声誉的人。邹恒甫所言不实，虽然短时间能蛊惑一些人，不实传言终将会被击破，但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内里的那些问题，个别蛀虫和腐败者，不正视和清理的话，贻害无穷。中国大学的形象，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些人败光，“大学”也将沦为一个贬义词。

　　既然盖子已经揭开了，就应该给舆论一个交代，撇开个人恩怨和受诬陷的情绪，这是一次北大展示自身自我净化能力的机会。不仅要就事论事地向邹恒甫开通热线，更应建立一种受理举报的制度通道。大学要自主，教育要独立，首先要有能力自主地清理门户，将那些污泥浊水清扫出大门。（作者：曹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爆与不爆，相信已在那里

8月21日，前北大教授、经济学者邹恒甫在微博上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梦桃源服务员”。邹至今未提供证据支持其“北大淫棍多”的指控，这条有“诽谤”嫌疑的微博却被转发7万多条。25日邹又发布“北京大学学生实名举报北大学生会主席贿选”的微博。在“举报人”否认自己写信后邹删除了微博原文，此条微博也被系统标志为“不实信息”，但不少意见领袖、微博大号仍参与了信息接力：为不实信息正名者少，抨击高校学生会腐败或泛谈学术圣地堕落者众。

　　人们为什么会轻易相信邹恒甫对北大尚无证据的指责？

　　从此次事件的发酵过程来看，不实信息的广泛传播与邹的身份有关：与北大纠结的关系（他自称被张维迎排挤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素来敢言偏执的作风和出色的专业简历都使他成为绝佳的爆料者。

　　但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全在于邹的“爆料”，也在于广大民众的“相信”。甚至可以说，“相信”是先于“爆料”的。爆与不爆，相信已在那里；传与不传，不满已在那里。邹无头绪地指责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并不纯然如一些评论所说是信息素养低下，也是因为他们早已相信了由邹恒甫道破的“玄机”。

　　这就使得北大人不得不先反求诸己，找自身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一是因为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中国人向来对北大有高期待。这种期待和要求除了北大在中华民族兴衰史中奠定的光辉形象外，还有充足的现实原因：北大享受了大量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但每年能录取的学生却极为有限。一个用着纳税人的钱运作，又注定要走“精英路线”的机构当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之所以骂北大“不是圣地了”，恰恰因为他们认可曾经的北大是圣地，并且认为现在的北大应该继续是圣地。

　　另一个原因在于，北大及其他高校近年来出现了“行政化”倾向加强的趋势。很多学者如钱理群、陈平原等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学官亮相，学者退场，权力取代学问成了校园的通行证，官阶而非成果成了众人的指路标，更遑论学者的修为与大家的风范。这种风气有时也影响到了学生。邹恒甫所抨击的正是北大官僚之风盛行，这种抨击虽无证据，却戳到了中国大学的痛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大此次受谣言之害可以说是在为近年来高校悄然发生的变化和时时被爆出的丑闻埋单。

　　面对此次风波，查清真相是第一步，正视被广为抨击的问题是第二步。在8月27日的通气会中，北大纪委经调查称在梦桃源未发现邹所指情况。但这种“自己查自己”的机制和“访谈所有员工”的调查方法，本身又引起了新一轮的指责。这次指责的依据不再是谣言，而是北大实实在在的应对行动。至于第二步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更是老生常谈。作为一个北大学生，我也期待切实的改变，我希望北大能更好，我希望北大学生能更好，仅此而已。

　　至于事件的另一方：网民，他们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狂热，而在于冷漠。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基本信息传播生态是“来也快，去也快”。对谣言的狂热是一时，对热点的追捧也是一时，而对平凡真相的冷漠却是绵长的。邹恒甫事件能撼动北大吗？北大就真的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了吗？直到目前，他的指控仍是无证据的谣言。在没有新发展的情况下，再过个十天半月，网民对此事定会热情减退，北大也算熬出头了。

　　但这并不是北大真正的出头之日，只要问题还在，北大就会面临类似的挑战。下一次也许便不再是谣言，而是丑闻。怕就怕狂热又冷漠的网民只把丑闻作谣言，怕就怕北大自己也只把丑闻作谣言。那时，北大倒是“百毒不侵”了，如果那样北大却也无可救药了。（程曼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