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问题

《规划纲要》指出，经过10年的建设与发展，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可从现在的2979万人提升到3550万人，净增571万人；在校生可从现在的2826万人提升到3300万人，净增494万人，其中研究生可从现在的140万人提升到200万人，净增60万人；毛入学率可从现在的20%多增长到40%，净增15.8%。

对此，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1、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5%，那时候在校生只有500多万人，现在已经到了3000万，等于将近增长了5倍，这样为我们奠定了基础。40%是不是冒了呢？因为到2020年这段时间学龄人口在下降，18-22岁人口是分母，在校生是分子。2008年这5岁在校人口是1.25亿人，出生下降了，到2020年18-22岁分母只有8500万人，少了4000万人，即使现在维持3000万的规模，零增长也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另外，普通高等教育这块，规模控制了，以提高质量为主；可成人高等教育这块需求很猛，因为已经有工作岗位的，愿意通过网络教育、电视大学等等接受高等教育。因此，40%的目标肯定可以完成，甚至也会超。

2、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美国这个国家从5%-15%用了30年，从15%-50%也是用了30年。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从5%-15%用了20-25年，从15%-50%也用了20-30年时间，日本花了31年从5%-15%，韩国从5%-15%用了15年，从15%-50%也花了15年时间。我们国家5%-15%只用了10年时间，1993年5%，2002年达到15%。现在规划到2020年，18年时间，时间来看我们依然是很快的速度。但是刚才胡主任讲，现在算起，平均每年大概增长1.8%就可以达到45%。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到2020年下降，2008年是最高峰，2020年只有8500万人口，所以毛入学率是上升的。我的估计是这样，只要我们做的很稳当，40%容易实现。西方国家虽然50%、60%，但大学生的按期毕业率是很低的，只有30%-60%之间，中国几乎百分百，本科四年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毕业，在毛入学率高的情况下，50%也可能相当于我们的40%。40%的目标是有保证的，甚至有可能提前实现，当然要努力。

3、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在做事业发展目标规划，一般的方法就是对学龄人口不同年龄段的形态作分析。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生的人口，后退十年以后是什么样的形态，会对未来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刚才胡主任谈整个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下降将近4000万，这是一个预测，现在这些人口已经出生在世上了。我们还可以预测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小学阶段的学龄人口数，实际上可能略有一些回弹，但是跟现在基本上是持平的样子。有这么一个充分的估计以后，将来做规划不仅是达到能够有学上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上了这样一个学能够受到什么质量教育的问题。现在随着有些城镇地区学龄人口减少，小班化的教学有可能在小学、初中开始实现了。现在我们高中阶段的资源还不够丰富，尽管高中整个的毛入学率达到了70%，但大班额教学，一个班有上百人、七八十人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其实在师资质量、办学条件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而且还可以配合着整个数量指标的预测一起来统筹加以谋划。

4、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这些目标是进行了多方案的测算。刚刚提到，我们现在对人口趋势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事业的发展规模涉及到人口的预测。我们两种办法对适龄人口进行预测，一个是用每年的人口出生率，我们每年的人口出生率由20多年前的22%降到现在的千分之十二点几，基本上每年1600万，高峰时曾经达到2700万，这样的情况下，入学的机会会增加，因为学龄人口数减少。人口普查有一些误差，我们还用小学一年级入学招生的新招生人数来校正，现在孩子到6、7岁不入学的孩子基本没有了，因为国家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个数字稳定下来是1600万左右，这和人口出生数是相近的。六年以后就是进初中，初中一年级六年以后就是进大学的人口，这个人口数比较准确，当然不能精确到个位数、十位数，基本上大数不会差。我们看各级各类的教育这十多年有很大的提高。高等教育在1998年的时候只有1.5亿平方米校舍，现在增加到7.5亿平方米，是原来的5倍。整个的高中阶段，在1993年那时候是1100多万的在校生，现在高中阶段发展到4600多万人。过去这15年，我们国家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发展速度是空前绝后的。15年里高中阶段教育翻了两番，高等教育增加了2400多万人，这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这为我们2020年实现目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现在保持适当发展速度的时候要提高质量，使大家不但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5、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还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总量、人才需求。经济总量按照年均8%来算，现在比较差都是八点几，一般都是九点几。按8%来推算，202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70多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年均2%的增值来算，再算成美元，预计到2020年可能人均达到九千多美元，现在人均是将近3300美元。九千多美元是什么概念呢？世界上发达国家在毛入学率达到40%、50%的时候，他们年均的GDP按照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在2万美元计算，我们国家是在一千多一点就实现了15%，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所以我们估计9000多美元的时候实现40%的毛入学率在经济上没有问题。

6、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规模增长看，我国从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09年的7年间，宽口径规模年均增长率为9%以上，后期增幅已有放缓，比如2009年比上年增加也就是2.48%，所以按照专家组的预测，到2020年前只需要每年增加1.6%，平均每年增长50万人就可以达到未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换句话说，现在如果一个学生都不扩招，我们可以增长10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18-22周岁年龄的人口分母在未来十年当中是下降差不多4000万人，等于说我们现在零增长也可以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5%，我们为什么提出40%这样一个目标呢？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各行各业对专门人才的紧迫现象，考虑到学龄青年受教育的迫切愿望。

二、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点问题？

1、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次教育改革的关键点，是瞄准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这应该说这是一个“牛鼻子”，如果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理顺了，政府怎样办学校、管学校，学校怎样依法落实好自己的办学自主权，这是整个将来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以为，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是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理顺了，需要很多条件在里面。比如，政府要求的是服务型政府，要求不再把什么事情都包揽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些问题能否下定决心，能否靠制度保障，同时法律规定的政府的财政向教育的投入能否到位，不是因为某一些弹性的安排就随意处置了。这还包括了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规则，是不是能够置于阳光下运行，让大家公开公正透明的进行监督监管。如果我们这次的教育改革仍然在这些问题不能有很显著推进的话，也许尽管由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改革，如果“牛鼻子”没有抓住，其他的改革就有点举步维艰。

2、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育改革从高等教学来讲有很多方面，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后勤体制、招生制度、毕业生就业制度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是多方面的，可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这个改革归结到最后我同意胡主任讲的，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政府和学校关系首先是政府该干的事要干好，依法进行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办学要办好。这个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是我们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建成的最关键的因素。政府也不能仅仅理解是教育部，如果仅仅理解是教育部就不对了，发改委、财政部、公安部等很多部委，都跟教育有关系。所以要统筹解决好，政府该管什么事情，学校该管什么事情，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社会问题也很重要，社会有中介组织，现在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很差，我曾经呼吁过大学高校联合会。这样的体制讲起来太多，我赞成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问题，当然还有社会的问题。

3、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校培养的人是为社会服务的，满足社会需求，还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的培养都要靠社会的支持。学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用人单位或者当地的社区、家长都有发言权。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和社会的结合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4、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学校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有很多具体的教育制度要花很多脑筋，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怎样使每个学生都得到良好的教育，怎样使这个学生具有国际眼光。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有很多文章要做，各司其责，各个方面、各个主体都有改革的任务。从宏观大局来看，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非常关键，搞好这个以后学校本身还有很多改革。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师、教授、学生都要积极参与自己的改革，内部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搞不好，没有一个现代大学制度，我看宏观管理搞好了，大学自己搞不好同样不行。有时候很难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目前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突出。（选摘自中国网，201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