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 策 参 考
2010年第1期（总第1期）
贵州民族学院发展规划处主办 2010年4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征求意见稿）专家解读选摘
一、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问题
《规划纲要》指出，经过10年的建设与发展，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可从现在的2979万人提升到3550万人，净增571万人；在校生可从现在的2826万人提升到3300万人，净增494万人，其中研究生可从现在的140万人提升到200万人，净增60万人；毛入学率可从现在的20%多增长到40%，净增15.8%。
对此，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1、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5%，那时候在校生只有500多万人，现在已经到了3000万，等于将近增长了5倍，这样为我们奠定了基础。40%是不是冒了呢？因为到2020年这段时间学龄人口在下降，18-22岁人口是分母，在校生是分子。2008年这5岁在校人口是1.25亿人，出生下降了，到2020年18-22岁分母只有8500万人，少了4000万人，即使现在维持3000万的规模，零增长也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另外，普通高等教育这块，规模控制了，以提高质量为主；可成人高等教育这块需求很猛，因为已经有工作岗位的，愿意通过网络教育、电视大学等等接受高等教育。因此，40%的目标肯定可以完成，甚至也会超。
2、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美国这个国家从5%-15%用了30年，从15%-50%也是用了30年。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从5%-15%用了20-25年，从15%-50%也用了20-30年时间，日本花了31年从5%-15%，韩国从5%-15%用了15年，从15%-50%也花了15年时间。我们国家5%-15%只用了10年时间，1993年5%，2002年达到15%。现在规划到2020年，18年时间，时间来看我们依然是很快的速度。但是刚才胡主任讲，现在算起，平均每年大概增长1.8%就可以达到45%。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到2020年下降，2008年是最高峰，2020年只有8500万人口，所以毛入学率是上升的。我的估计是这样，只要我们做的很稳当，40%容易实现。西方国家虽然50%、60%，但大学生的按期毕业率是很低的，只有30%-60%之间，中国几乎百分百，本科四年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毕业，在毛入学率高的情况下，50%也可能相当于我们的40%。40%的目标是有保证的，甚至有可能提前实现，当然要努力。
3、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在做事业发展目标规划，一般的方法就是对学龄人口不同年龄段的形态作分析。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生的人口，后退十年以后是什么样的形态，会对未来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刚才胡主任谈整个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下降将近4000万，这是一个预测，现在这些人口已经出生在世上了。我们还可以预测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小学阶段的学龄人口数，实际上可能略有一些回弹，但是跟现在基本上是持平的样子。有这么一个充分的估计以后，将来做规划不仅是达到能够有学上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上了这样一个学能够受到什么质量教育的问题。现在随着有些城镇地区学龄人口减少，小班化的教学有可能在小学、初中开始实现了。现在我们高中阶段的资源还不够丰富，尽管高中整个的毛入学率达到了70%，但大班额教学，一个班有上百人、七八十人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其实在师资质量、办学条件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而且还可以配合着整个数量指标的预测一起来统筹加以谋划。
4、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这些目标是进行了多方案的测算。刚刚提到，我们现在对人口趋势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事业的发展规模涉及到人口的预测。我们两种办法对适龄人口进行预测，一个是用每年的人口出生率，我们每年的人口出生率由20多年前的22%降到现在的千分之十二点几，基本上每年1600万，高峰时曾经达到2700万，这样的情况下，入学的机会会增加，因为学龄人口数减少。人口普查有一些误差，我们还用小学一年级入学招生的新招生人数来校正，现在孩子到6、7岁不入学的孩子基本没有了，因为国家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个数字稳定下来是1600万左右，这和人口出生数是相近的。六年以后就是进初中，初中一年级六年以后就是进大学的人口，这个人口数比较准确，当然不能精确到个位数、十位数，基本上大数不会差。我们看各级各类的教育这十多年有很大的提高。高等教育在1998年的时候只有1.5亿平方米校舍，现在增加到7.5亿平方米，是原来的5倍。整个的高中阶段，在1993年那时候是1100多万的在校生，现在高中阶段发展到4600多万人。过去这15年，我们国家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发展速度是空前绝后的。15年里高中阶段教育翻了两番，高等教育增加了2400多万人，这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这为我们2020年实现目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现在保持适当发展速度的时候要提高质量，使大家不但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5、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还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总量、人才需求。经济总量按照年均8%来算，现在比较差都是八点几，一般都是九点几。按8%来推算，202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70多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年均2%的增值来算，再算成美元，预计到2020年可能人均达到九千多美元，现在人均是将近3300美元。九千多美元是什么概念呢？世界上发达国家在毛入学率达到40%、50%的时候，他们年均的GDP按照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在2万美元计算，我们国家是在一千多一点就实现了15%，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所以我们估计9000多美元的时候实现40%的毛入学率在经济上没有问题。
6、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规模增长看，我国从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09年的7年间，宽口径规模年均增长率为9%以上，后期增幅已有放缓，比如2009年比上年增加也就是2.48%，所以按照专家组的预测，到2020年前只需要每年增加1.6%，平均每年增长50万人就可以达到未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换句话说，现在如果一个学生都不扩招，我们可以增长10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18-22周岁年龄的人口分母在未来十年当中是下降差不多4000万人，等于说我们现在零增长也可以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5%，我们为什么提出40%这样一个目标呢？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各行各业对专门人才的紧迫现象，考虑到学龄青年受教育的迫切愿望。
二、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点问题？
1、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次教育改革的关键点，是瞄准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这应该说这是一个“牛鼻子”，如果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理顺了，政府怎样办学校、管学校，学校怎样依法落实好自己的办学自主权，这是整个将来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以为，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是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理顺了，需要很多条件在里面。比如，政府要求的是服务型政府，要求不再把什么事情都包揽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些问题能否下定决心，能否靠制度保障，同时法律规定的政府的财政向教育的投入能否到位，不是因为某一些弹性的安排就随意处置了。这还包括了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规则，是不是能够置于阳光下运行，让大家公开公正透明的进行监督监管。如果我们这次的教育改革仍然在这些问题不能有很显著推进的话，也许尽管由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改革，如果“牛鼻子”没有抓住，其他的改革就有点举步维艰。
2、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育改革从高等教学来讲有很多方面，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后勤体制、招生制度、毕业生就业制度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是多方面的，可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这个改革归结到最后我同意胡主任讲的，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政府和学校关系首先是政府该干的事要干好，依法进行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办学要办好。这个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是我们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建成的最关键的因素。政府也不能仅仅理解是教育部，如果仅仅理解是教育部就不对了，发改委、财政部、公安部等很多部委，都跟教育有关系。所以要统筹解决好，政府该管什么事情，学校该管什么事情，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社会问题也很重要，社会有中介组织，现在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很差，我曾经呼吁过大学高校联合会。这样的体制讲起来太多，我赞成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问题，当然还有社会的问题。
3、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校培养的人是为社会服务的，满足社会需求，还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的培养都要靠社会的支持。学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用人单位或者当地的社区、家长都有发言权。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和社会的结合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4、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学校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有很多具体的教育制度要花很多脑筋，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怎样使每个学生都得到良好的教育，怎样使这个学生具有国际眼光。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有很多文章要做，各司其责，各个方面、各个主体都有改革的任务。从宏观大局来看，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非常关键，搞好这个以后学校本身还有很多改革。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师、教授、学生都要积极参与自己的改革，内部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搞不好，没有一个现代大学制度，我看宏观管理搞好了，大学自己搞不好同样不行。有时候很难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目前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突出。（选摘自中国网，2010年3月1日）
为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详解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八项新政
【背景】
2001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指出，在“十五”期间，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根据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即受援高校）的学科特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高校被指定为支援高校。教育部在教育事业发展、资金分配、教学科研项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对“对口支援计划”的实施给予倾斜政策。
2006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对参加对口支援工作的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支援高校要将对口支援工作纳入学校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对口支援高校双方应建立年度例会制度。《意见》指出，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受援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辟对口支援工作新途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受援高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2010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意见》列出了加强受援高校师资队伍培养等八项新政策。
【内容】
在9年的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要在宏观政策上有更大的推动力，把“四个显著提升”作为今后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科研服务能力和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学校管理水平。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从西部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服务和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核心目标。要从注重促进受援高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来。
对口支援，是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9年来，受援高校已由最初的13所发展到38所，受援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水平和学生培养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最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出台8项新政。制定新政的出发点是什么？新政将怎样进一步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就此，记者采访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在宏观政策上有更大的推动力
问：2001年6月，为了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教育部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随后又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对口支援新疆、西藏高校等专项工作。此次出台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新政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答：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部署。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目前已经实施了9年。此次出台新政策，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加强西部高等教育建设，更好地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努力构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二是在9年的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要在宏观政策上有更大的推动力，把“四个显著提升”作为今后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科研服务能力和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学校管理水平，从而实现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第一要务是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问：我们注意到，在出台的8项新政策中，有3项用于解决受援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培养问题。西部受援高校教师队伍现状如何？在您看来，提高西部地区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的第一要务是提升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 去年下半年，就对口支援工作陈希副部长和林蕙青部长助理曾多次率团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发现西部受援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学历水平，特别是博士学位的学历水平偏低，有的很低。虽然首批13所受援高校有所改善，但其他受援高校这方面的问题仍较突出。这种师资状况严重地制约了西部受援高校办学能力的提高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出台的8项新政策中，有3项是用于解决受援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培养问题：第一是支援高校可向相关部门申请定向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单独招生指标，用于受援高校现有师资队伍的培养（具体办法正在制定）；第二是被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支援高校教师，原则上每两年要帮带一名西部受援高校的教师；第三是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应继续采取倾斜政策，使西部受援高校教师有更多的出国进修学习培训机会。另外，我们还要求受援高校要充分利用“质量工程”中的教师进修项目，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对本校教师进行系统化、团队化培训。
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的长效机制
问：这次出台的文件，要求引导西部地区受援高校转变办学理念，在服务好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自身水平。如何通过对口支援增强西部高校的“造血”功能？
答：西部地区受援高校都是地方高校，应当主动适应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与当地相关企业、政府机构等单位合作开展应用性的科学研究，着力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当地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实际操作方案。这也是西部地区受援高校提高自身办学水平、增强科研服务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我们在对口支援工作中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引导西部地区受援高校转变办学理念，在服务好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自身水平。我们要求支援高校努力提供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持，积极帮助受援高校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开展科研工作。积极鼓励支援与受援高校联合申报各层次科研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我们还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设立“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加强西部地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鼓励西部高校申报项目。
为了更好地利用支援高校的优势，帮助受援高校培养人才，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我们鼓励支援与受援高校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工作。这种联合培养是要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面向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们要求将联合培养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试验，强调社会责任感教育，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和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大力培养“素质高、能力强、下得去、留得住”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从9年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对口支援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共享了资源，提高了效益，降低了成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质量工程”就在受援高校建设了120个数字化教室，许多高校已经实现了与支援高校的同步授课和讲座，很好地利用了支援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对此，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对口支援工作中的利用，加大高等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力度，解决受援高校自身优质教育资源匮乏问题，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此外，支援与受援高校互派干部挂职，已被实践证明是一项很好地促进受援高校提高管理水平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支援高校选派优秀干部挂职担任受援高校校长或副校长，如浙江大学选派陈叔平到贵州大学任校长，清华大学先后选派李建保、陈强、梁曦东任青海大学校长，北京大学选派于鸿军任石河子大学副校长，华中农业大学选派周承早任塔里木大学副校长等，同时，还有一大批高校中层干部挂职受援高校，都取得了很好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受援高校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支援与受援高校双方互派干部挂职是对口支援工作不可或缺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密切支援与受援高校的联系，提升受援高校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并积极互派干部到对方学校挂职。支援高校干部到受援高校挂职，原则上应为2-3年左右。经相关部门批准，支援高校干部挂职期间可担任受援高校相应领导职务。要将干部挂职作为培养后备干部的重要途径。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受援高校整体上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比较弱。所以，这次新政策中，要求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增强受援高校国际合作交流的能力。支援高校要为受援高校积极提供信息，共同组织国际会议，加强支援和受援高校与国外大学的三方合作。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受援高校领导干部进行国内外培训，学习先进理论，拓展国际视野，提高管理能力。总之，要通过以上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增强西部地区受援高校的“造血”功能。
教育部成立协调小组，全面统筹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工作
问：教育部最近成立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将怎样开展工作？
答：对口支援工作是一项时间长、跨度大、涉及面广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教育部已成立以陈希副部长为组长，林蕙青部长助理为副组长的“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协调小组”，全面统筹协调对口支援工作，并在相关项目中争取对口支援专项经费，在相关项目政策上向受援高校倾斜。我们要求西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组织，形成协调机制，加强对本地区对口支援工作的统筹管理，帮助受援高校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制订学校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经费、政策支持，提高对口支援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明年是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第10个年头，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总结对口支援工作的成绩与经验，隆重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大力宣传先进事迹，推进对口支援工作上新台阶。
支援高校在无私奉献的同时，赢得了发展的大舞台
问：对口支援工作既是支援高校的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同时也为支援高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从西部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服务和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核心目标。要从注重促进受援高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来。通过强化对口支援工作，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和高校管理水平，努力使受援高校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成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智力中心和人才中心。
我们的新政策要求，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对口支援工作的思想基础。要充分认识对口支援工作是高等教育战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口支援工作为支援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支援高校挂职干部和支教教师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受到教育，在结合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选题等方面也会有很多收获。支援高校要勇于肩负起对口支援工作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受援高校要充分把握好对口支援的历史性机遇，在主管部门和支援高校的帮助下，进一步研究、制订或修订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积极利用好对口支援的各项政策和支援高校的资源，努力做到合理定位，明确目标，强化特色，科学发展。
总之，这次教育部推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新政策，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有利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我相信，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对口支援工作一定会硕果满枝，一定能实现受援高校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显著提升，在西部地区形成一批“立足西部、面向西部、服务西部”的有特色、高水平大学。（摘自《中国教育报》2010年2月26日）
